1.阅读障碍分为获得性阅读障碍和发展性阅读障碍
获得性阅读障碍指由于后天脑损伤或疾病引起的阅读困难;发展性阅读障碍指个体在一般智力、动机、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等方面与其他个体没有差异,也没有明显的视力、听力、神经系统障碍,但其阅读成绩明显低于相应年龄的应用水平,处于阅读困难状态。
本文所指的阅读障碍,主要指发展性阅读障碍。
阅读障碍是学龄儿童中常见的一种学习障碍,约占学习障碍的4/5。研究显示,学习障碍儿童的检出比率为10.43%,其中男生为13.55%,女生为7.01%。
按照教育部《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2014年有在校小学生9451.07万人,结合检出率推算,我国学习障碍个体多达982万人,其中阅读障碍近700多万人。
随着研究的深入,阅读障碍的筛选标准也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基于“听力理解-阅读理解差异”的筛选标准近几年得到关注。
与传统的“智力-成就差异”筛选模式不同,“听力理解-阅读理解差异”模式更注重认知水平加工过程。
Gough等提出阅读理解主要由低加工水平的“解码过程”和高加工水平的“语言理解”两个独立成分构成。研究发现,听力理解与阅读理解相关系数高达0.82,所以听力理解可以表征个体的语言理解能力。
随着电生理检测设备的研发,基于“听力理解-阅读理解差异”模式的阅读障碍机制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关于阅读障碍群体听觉通道信息处理机制缺陷的证据被发现。
2.国内外阅读障碍听觉信息处理能力研究进展
对拼音体系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证据显示,听觉加工的缺陷可导致儿童语音缺陷,进而影响阅读能力发展。
阅读障碍群体关于阅读障碍听觉信号处理能力的行为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阅读障碍者对听觉信号的快速时间处理能力;探讨阅读障碍者对听觉信号的非时间特性,如频率、幅度变化的处理能力;探讨阅读障碍患者听觉效能问题。
2.1 听觉通道行为学特征及评估体系研究进展
2.1.1 听觉通道行为学特征研究
Tallal发现婴儿期异常的时间处理系统将导致儿童对声音辨别和归类的困难,即无法觉察言语中快速的听觉成分,进而导致阅读障碍儿童的辨别和音素意识的困难。
Heath等发现,阅读障碍者对快速呈现的听觉刺激的顺序辨别存在困难,对声音幅度、频率的变化也不如正常人敏感。
Shulma等发展了快速听觉呈现技术(RAP)和交叉通道技术,发现觉察快速变化视觉信号有困难的人在觉察快速声音变化上也有问题,而且这种障碍的严重性与读写能力相关。
Sutter等考察了成年阅读障碍者的听觉能力,结果发现他们在知觉声音的频率以及呈现速度方面都存在困难,无法根据声音的上述两种特性对材料进行有效提取和分类。
基于以上研究,研究者提出了快速听觉时间处理理论(RATP),认为阅读障碍儿童在听觉任务中表现不佳,是由于听觉任务对听觉领域的快速时间处理能力,如间隙检测、频率辨别、时序判断和向后掩蔽等存在缺陷,从而导致无法处理由短而快的声音事件组成的音位对比线索,如/ba/和/da/进行进一步加工,这个模型假设了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并指向了语音问题。
RATP模型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了深入研究。Witton等研究指出,阅读障碍个体对特定的频率和幅度调制率(2 Hz、40Hz FM和20 Hz AM)较灵敏,而这个灵敏度与他们的语音能力显著相关。
Tallal等采用放大或时间延长的方式,修改语音的声学特性,可以提高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处理和语言理解能力。
国内关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听觉加工相关研究开展较晚、研究较少。
赵薇发现,与正常学生相比,汉语学习障碍学生在前音音素判断、后音音素判断以及汉语的音位判断能力上,都明显不如正常学生,表明了汉语音素敏感性的缺乏是汉语学习障碍学生的认知特征之一。
曹漱芹等通过对3年级汉语阅读障碍儿童采用“听力理解-阅读理解差异”模式研究,发现该理论同样适用中文文字系统,能够有效确定不同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缺陷。
卢海丹对上海市3~5年级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其听写能力与学业成绩之间、学业成绩与听觉时长感知能力之间均呈显著性相关,时长处理能力越好,阈值越低,其学习能力越好。
张梓琴等研究发现,学业不良儿童双耳声调分听能力显著低于学业优良儿童,同时在声调分听材料中,有意义材料的分听具有右耳、左脑效应。
2.1.2 听觉信号处理能力评价系统研究进展
目前关于听觉信号处理能力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筛查工具的编制;二是通过非言语及言语的行为测试检查儿童听处理行为的异常。
目前国外筛查工具主要为调查问卷,如Fish 、SIFTER、CHAPS等。
对听觉信号处理能力的行为评价主要涉及以下4项:听觉定向及偏侧化、听觉分辨、听觉模式识别、听觉时间处理,竞争信号下听觉能力的衰退以及信号衰减情况下的听觉能力衰退。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外已开发了一系列行为测试工具。
阅读障碍儿童的听处理能力研究
非言语及言语测试评估是考察儿童听觉信号处理能力的主要形式之一,可用于发现儿童具体在听觉功能的哪种能力上存在问题。
行为评估的测试结果一方面可用于推测听处理问题发生的部位,另一方面也可为听处理障碍的干预提供有效指导。
我国相关研究开展较晚,尤其是听力学和听觉康复学科研究相对落后。
赵航等在2011年设计了我国儿童听处理行为问卷,该问卷共15题,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低于45分以下则需进一步评估,因此可直接适用。
而其他方面,顾瑞等于1985年编制了汉语普通话体系的扬扬格测试词表(SSW),开创了普通话测试的先河,对中枢听处理障碍的评估起了重要作用。但该测试表中某些词语与时代背景相关,如“公社”等,不完全适合目前小学儿童的听处理能力测试。
刘巧云等基于汉语普通话体系研究了儿童较小音位对比识别材料,并提供了学龄前儿童的正常值,但是若单独使用此类测试,则对于学龄段阅读障碍儿童而言难度略低。而其他版块的研究报道尚无。
2.1.3 行为学研究领域中的矛盾
行为评估虽然能提供各项听觉信号处理功能的优势与弱势信息,对训练策略具有指导意义,但易受被试主观反应的影响,因此对于鉴别和诊断阅读障碍患者听觉处理能力,仍需要借助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进一步加以鉴别。
与此同时,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也仍有矛盾,例如Ramus等发现在2 Hz的FM中有显著的群效应,但在240 Hz的FM中没有。
Boets等在一组听力任务中测试了(遗传)高危(HR)和低危(LR)学龄前儿童的阅读障碍。他们发现,尽管FM检测和音调检测与语音意识措施有明显的相关性,但这些听觉任务不能在后期阶段HR和LR群体进行可靠的区分。
2.2 来自神经与生物学研究的相关证据
研究表明言语信号的行为测试能够更好反映中枢听觉神经内的功能异常,在听神经、脑干、大脑皮层反应及胼胝体功能等方面均有一定敏感性。
2.2.1 来自电生理检测技术的证据
目前国外Tremblay的研究发现N1- P 2对听觉分辨方的敏感材料,通过听觉训练而在嗓音起始时间(VOT)时域信息处理有明显进步的患者,其N1-P2振幅有显著提高;Sharma等研究从侧面验证了N1对塞音VOT感知方面的敏感性。
随着研究结论进一步积累,N1-P2有望作为常规听觉处理能力的诊断指标。
在一项跨语言的数据研究中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在事件相关电位(EPRs)的记录下,对幅度变化率低的音节,在听觉处理上存有启动时间延长,波峰上升时间较慢的特点,并发现了群体效应。负失配(MMN)是在N1的基础上产生,也产生于听觉皮层,主要反映个体无意注意时的中枢听觉分辨功能。
MMN的测试材料多样,可以在非言语声的频率、强度、时长和言语声的特征(尤其塞音VOT)等方面进行变化,目前已开展大量针对语言障碍、学习障碍、精神分裂等患者的听处理能力研究,并发现这类患者MMN的潜伏期延长、振幅减弱。
以汉字为材料的听信息处理神经机制研究,目前在我国开展较少,一些研究取得了和以拼音文字为材料研究较为一致的结果,仅有部分研究结果可供参考。
在一项脑磁图(MEG)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学习障碍儿童完成听觉和视觉词汇认知任务,发现左侧颞顶区的大脑活动明显减少,右侧颞顶的大脑活动明显增加。
国内还有学者从行为、认知和神经生理3个层面探讨患儿加工的脑机制,运用功能性近红外成像技术(fNIRI)观测儿童加工过程前额叶的响应,探讨该脑区的异常激活,研究发现,汉语学习障碍儿童在阅读中的各个环节如视知觉、听知觉、意义理解、注意力等均受损害,但以听知觉损害为主。
另外,也有研究报告指出,仅在听觉刺激下加工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等),不涉及视觉和字形,就能激活左侧额中回。这些研究结果尚未形成诊断性评价指标。
2.2.2 来自遗传学的证据
通过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听觉中枢处理能力是否也具有遗传的可能性。
Jerqer等通过对一些同卵双胞胎进行听力测试,并对听觉中枢处理能力进行测试,发现这些儿童彼此之间具有相似的听觉处理能力。科学家们由此得出听觉中枢处理能力具有遗传性。
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更多来自基因学的证据支持遗传学的论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阅读障碍研究展望
阅读障碍的机制性研究仍需深入摸索。听觉通道研究的不断深入,验证了阅读障碍群体存在听觉缺陷的可能性。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成功地复制了上述报道的行为学和生理学结果,但通过对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对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听觉信息加工能力进一步研究尚有很多空间,如行为评估能提供各项听觉中枢处理功能的优势与弱势信息,对训练策略具有指导意义;神经机制研究可提供客观数据,帮助了解听觉传导通路及听觉中枢是否异常,为临床提供诊断指标;国外的测试工具虽然齐全,但种类繁多,自成体系,造成了测试考察范围的重叠;且因为语言体系不能直接适用我国,因此亟需系统的基于汉语普通话体系的听处理言语测试材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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